李公明（第九届广东省政协委员）  

　地方政府转嫁拆迁矛盾

　苏：按照国家相关法规，土地应该是国家按照相关程序进行征用，并对拆迁户做出补偿，然后再将地卖给开发商，可是现在却变成是由开发商去与拆迁户协商，最终造成了开发商与拆迁户之间的对立和紧张，对此，政府是否应该负主要责任？

　王：这是开发商利用政府公权力侵犯拆迁户私权的典型思维。政府征用是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，而开发商的开发行为则是商业投资行为。两者是完全不同的。政府就是应该拍卖土地后，由开发商去与拆迁户协商买卖的价格，是尊重拆迁户私权利益的表现，开发商与拆迁户之间的对立和紧张，是市场上双方博弈的正常现象。

　李：从理论上说，征用土地首先是政府的责任。政府有责任改革和完善征地程序，提高征地工作透明度。

　但是，在《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管理办法》中，由政府招标、拍卖的土地又有实行净地出让和经市、县(市)人民政府批准不实行净地出让这两种方式，后者由受让人在受让土地后依法拆迁地面建筑物及其他设施。

　这样就使开发商与拆迁户协商的行为成为合法，这样一来，政府减少了麻烦事，开发商则往往会以各种手段达到拆迁的目的。政府放手，无良开发商仗势欺人的事常有发生，被拆迁人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合理的解决，许多拆迁中的冲突和悲剧也就因此产生。

　邹：中国城市的土地产权极具“中国特色”，因为在房产商买地与居民卖地的模式中间，就夹了一个“地方政府”。我们习惯于将开发商的行为模式看成是“利润最大化”，我们还不习惯于按照“利润最大化”的模式来看待政府卖地的行为。而这种习惯是一个误区。

　有意思的是，地方政府作为当地土地的唯一供应商，他们不但追求“利润最大化”，而且是按照垄断模型而不是竞争模型来追求利润最大化。更糟糕的是，中央政府的反对小产权房的政策，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这种垄断能力。

　于是，所有的开发商要想通过开发房地产的途径赚钱，必须先到地方政府这唯一的土地爷这里拜菩萨。所以拆迁和补偿的问题，地方政府甚至不用亲自动手，愿意承担的开发商早就排起了长队。于是就达到目前的这种均衡局面：不但拆迁的矛盾都顺利地转嫁给了开发商，而且地方政府顺利地实现了卖地的利润最大化。